在全球文化交融的当代语境下，思政教育肩负着筑牢文化根基、培育时代新人的双重使命。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程的深度融合，是应对增强青年价值定力的必然选择。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思政课程的实践路径，有助于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提供文化厚度与实践范式，助力青年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坚定文化自信、实现全面发展。
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内在关联
从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的双重维度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存在着深层的价值同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哲学根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更深度植根于传统文化基因，这种文化血脉的延续使思政教育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具备了文化认同的情感温度。在此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避免了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又抵御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文化政策中把握传统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从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性扬弃，到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的语源激活，再到新时代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体系，政策演进轨迹清晰呈现出传统文化资源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战略价值。古今贯通的逻辑链条表明，传统文化并非思政教育的“他者”，而是其精神根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融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格的彰显，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为培养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思政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价值维度
文化认同维度。培育文化自信的有助于重构青年一代的文化主体性。思政课程要以文明史观为切入点，通过阐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演进脉络，帮助学生超越认知框架。在教育实践中，培育历史自觉并非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通过解读经典文本，引导学生体悟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在古今对话中建立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传统文化对现代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实践支点。思政课程可以在生态文明教育中融入“天人合一”生态哲学，也可以用“苟日新，日日新”的革新精神诠释创新发展理念时，将传统智慧从抽象概念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基于此，传统文化跨时空的智慧对话不仅增强了文化解释力，更使学生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获得价值定力。
人格塑造维度。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君子人格”的现代诠释，重塑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经过创造性转化，可转化为网络时代的数字公民素养，化为青年处理代际关系、职场交往的具体行为准则，这种人格养成的实践性转化，有效弥合了传统伦理与现代生活的价值断层。家国情怀的培育则需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辩证升华。思政教育既要传承爱国气节，也要引导学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延续性。通过比较中西不同文明逻辑，学生既能确立文化主体性，又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视野。
创新能力维度。传统文化中蕴藏的辩证思维与工匠精神，为当代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与现代创新理论中的“突破性思维”“跨界整合”形成深层呼应。工匠精神的当代重塑，则指向职业伦理教育的深层需求。思政课程通过展现《考工记》对“百工”职业规范的记载、故宫钟表修复师“择一事终一生”的当代故事，将“匠人精神”从技艺层面提升至价值层面。在人工智能替代性加剧的今天，重新诠释《梓人传》“不为物役”的职业境界，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技术向善”的伦理自觉。比如说，可以开展“现代工匠工作坊”，要求学生结合《营造法式》研究传统榫卯工艺，并设计应用于智能家居的创新方案，使工匠精神不再是博物馆中的静态标本，而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文化发展动能。
思政课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路径
构建思政内容体系。系统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根基，通过经典文本的现代价值创造性重构，构建具有时代张力的思政教育内容体系。从互文性理论视角出发，传统文化典籍应超越表层语义的对照，聚焦于人类文明演进的价值共鸣。例如，“天下大同”的理想图景根植于历史语境，却在消除阶级压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层面形成精神共振。在思政教育实践当中，互文性解读不仅为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维度，更通过诠释学的“视域融合”方法，使学生在古今对话中形成辩证的历史意识。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则需遵循价值重构的逻辑框架。基于交往理性理论，传统伦理规范需从“独白式”道德训诫转向“对话式”价值协商。将“孝悌忠信”等德目嵌入现代公民素养体系，需在个体权利与集体责任、传统礼序与现代法治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点。例如，通过“礼”的当代诠释，可将其从等级制礼仪规范转化为公共交往的伦理准则，借助罗尔斯“正义原则”重构“礼”的平等内核，使传统文化资源成为培育公民理性的文化土壤。这种价值重构既保留了文化基因的连续性，又实现了伦理观念的现代性跃迁。
创新思政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革新需植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构建螺旋式学习模型。情境教学法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知识传授的平面化困境，通过现象学“具身认知”理论激活文化记忆。传统礼仪的情景再现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身体现象学理论，使学生在仪式操演中形成“身体化知识”，将抽象伦理原则转化为具象化的情感体验。这种身体参与式的学习过程，能够突破理性主义教育范式，在情感共鸣中深化价值认同。比较教学法的深层意义在于培养批判性文化自觉。基于后殖民理论的文化批判视角，中西治理智慧的对话需警惕文化本质主义陷阱，转而聚焦文明互鉴的可能性。通过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解构“民本思想”与“民主理论”的话语建构过程，揭示不同文明治理逻辑的历史生成机制，使学生既避免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倾向，又抵御文化霸权的话语侵蚀。这种比较研究不是价值优劣的简单评判，而是通过跨文化对话拓展学生的认知边界，培育多元文化共生的思维格局。
建立资源整合机制。资源整合的本质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需遵循布迪厄场域理论构建多维协同网络。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载体革新，更涉及文化符号的象征权力重构。借助“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理论，文物数字化应超越技术复现的表层功能，通过数字媒介的交互性特征重构文化阐释权。例如，古籍数据库的语义网络分析可揭示传统价值观念的拓扑结构，使学生在数据可视化中直观把握文化基因的演变轨迹，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重塑了文化传承的认知范式。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实践需基于现代文化创新与转化理论，在文化翻译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海外孔子学院的经验借鉴不是简单的模式移植，而是通过文化符号的“混杂性”重组，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建构新型传播话语。这种传播范式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文化传播路径，使传统文化在跨语境流动中既保持核心价值内核，又获得适应时代语境的表达形式，最终形成具有弹性的文化传播生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政教育的“源头活水”，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路径实现了从经验层面向价值层面的跃升，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更是立德树人的实践创新。传统文化元素的系统融入能够有效增强思政课程的历史纵深感，助力青年在“修齐治平”的伦理自觉中厚植家国情怀，在“知行合一”的实践逻辑中锤炼创新品格。唯有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方能使思政教育真正成为培根铸魂的工程，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陈恺林，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