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4日，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逝世，享年94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刘鸿儒的学生和老部下聂庆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鸿儒是一位勇立潮头、敢于担当的改革者和经济理论家。他在中国金融体制方面参与了两大涉及宏观格局的改革，一是参与主导了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二是参与主导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
聂庆平对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陈慕华的一句话印象极为深刻。陈慕华说，改革就像草原上的群马，资本市场改革是头马，既要跑得快，又不能脱离马群。聂庆平认为，这句话可以形象地说明当年刘鸿儒在推动改革中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协调难度。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在刘鸿儒任内担任首席律师的高西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证券业发展到今天，这条路是按国际规则走出来的，而刘鸿儒作为开拓者之一，既熟悉国内体制，又有国际化视野，认定中国资本市场要走与国际接轨之路，这使得他既开放，又在不得不为之时深谙妥协的艺术。如果没有刘鸿儒的内外平衡，当时很多事是不容易做起来的。
2011年6月1日，刘鸿儒出席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论坛。图/中新
主持央行改革
刘鸿儒1959年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内最早接触现代货币银行学的一批留学生，他成为党内“少有的金融专家”，改革开放后受到重用。
1980年8月，正在哈尔滨出差的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接到通知，被破格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相继分设独立，银行间竞争局面逐步形成。而人民银行还承担着城市工商信贷业务，无法以超脱地位执行中央银行职能，有人说人民银行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刘鸿儒回忆，当时银行各有各的盘算。人民银行认为自己既没人事权，又没有有效经济杠杆，管理权限很难落到实处；专业银行则都认为自己是国家银行，同人民银行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1982年，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银行机构改革小组”，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担任组长，刘鸿儒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
刘鸿儒组织团队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又经过一系列调研，之后向总行领导和国务院汇报：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是金融改革的大势所趋。
改革小组多次召集各专业银行开会，但分歧很大。1983年6月，国务院领导找刘鸿儒谈话，提出考虑把人民银行变成工商银行，再另外成立一个中央银行，搞得小一点，灵活一点。刘鸿儒觉得，这有点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一样的“金融办”。
刘鸿儒回到总行讨论，大家认为还是应由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另设工商银行为好。一是因为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发行工作多年，改名后再改印票子比较困难；二是人民银行几十年来是唯一的国家银行，突然变成专业银行不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最后，国务院领导接受了这个意见。
讨论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时，几家专业银行都表示不愿受中央银行领导，希望国务院成立金融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人民银行则坚持，专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应由中央银行领导，中央银行的领导是实体的，不能是虚的，也不能搞成“协商会议”。国务院最后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将商业银行职能剥离出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在行政上不隶属，但在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下发文件，中央银行制度正式建立。
刘鸿儒后来说，1983年确立中央银行制度是革命性突破，在此基础上，整体金融改革才有条件逐步推开。
为资本市场闯出一条路
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时说：“你们美国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 从那时起，国内开始酝酿筹建证券交易所。
1988年8月，聂庆平和几位同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那时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已处在起步阶段，主要在上海和深圳进行。刘鸿儒给他们下达了一个任务：研究如何构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体系。
金融管理司成立了股票小组，最初的四位成员中，有三位是“五道口”85级学生，聂庆平便是其一。刘鸿儒在推进银行体制改革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人才短缺，为此于1981年在北京海淀区的五道口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俗称“五道口学院”。
1988年夏，人民银行召集了后来所称的“万寿宾馆会议”，会上提出了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建议。刘鸿儒表示，这个问题太大，不管是他还是人民银行都做不了主，要起草文件上报中央决定。那时，王波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高西庆是美国华尔街执业律师，都刚回国，参与起草了这份后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央领导听取汇报后表态，“要紧锣密鼓地搞”。
刘鸿儒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指示，筹备证交所之事不要太张扬，要低调，最好以一个研究型机构的名义来推动。因此，筹备机构最后起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这就是人们后来熟知的“联办”。
高西庆说，那时一些人怀疑搞资本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刘鸿儒花了大量精力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去尽力说服，起了关键的作用。
1990年起，刘鸿儒专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分管金融体制改革。他认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已破题，唯独资本市场尚未闯出一条路来，决心要为此全力以赴。但不久后，他就面对了一场股票市场的存废考验。
1990年，深圳发生股市狂潮，5只股票价格比发行价暴涨，场外交易、黑市交易泛滥。刘鸿儒率队三赴深圳调查。
这场风波之后，深圳股市几乎陷入停顿。这年10月，深圳主管副市长张鸿义一行抵京向人行总行和国家体改委汇报，心情苦闷地来到刘鸿儒家里。从特区初创起，刘鸿儒就是国务院特区工作组成员，深圳上上下下对他都很熟悉，也愿意和他说心里话。
刘鸿儒谈起，他1955年被选派至苏联莫斯科大学财政学院研究生班留学时，学习的功课之所以叫“政治经济学”，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把政治放在首位。深圳股市风波的压力很大，要从注重社会稳定的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也不要因此回避改革。
刘鸿儒自己也在寻找转机。很快，他利用与中央领导同乘专机的机会做了汇报。他说，虽然搞股票有很大风险，但应当相信，我们有能力探索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
这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试运营，上海证券交易所获批成立。
股票市场生存了下来，但对其性质的争论依然激烈。刘鸿儒率调查组在深圳和上海调查后，向中央建议，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公司时，公有股所占比例最低不得少于51％，具体比例由审批机构确定。
日后备受争议的股权分置问题就此产生，被认为很大程度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效率。刘鸿儒后来直言，这在当年是无奈之举，如果不设立这样的规定，股票市场很难生存和发展起来。
“新派”证监会
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虽然成立了，但问题重重。国务院指示体改委，对两个交易所的未来发展提出思路。
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司干部黄运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鸿儒组建了两个考察组，分别去东南亚和欧洲考察。东南亚组由刘鸿儒带队，楼继伟、黄运成、霍恩全、关敬如等人参加。刘鸿儒在总结会上提出，中国要建立“集中统一、分级监管”的框架，既要防范风险，又要赋予市场活力。
黄运成等据此起草了报告，建议国务院成立两个机构：一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由国务院16个部委参加，主要对证券市场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二是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执行，监督证券市场的日常运行。为使监管能灵活有效地按市场化原则进行，证监会应为事业单位性质。这样设立起来各方阻力也会小一些，监管工作人员的收入也可以高一些，高薪养廉。
报告呈报上去不久，深圳就发生了百万股民抢购的“8·10事件”，震惊全国。中央决定，加快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10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受同时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领导，朱镕基任证券委主任，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朱镕基找刘鸿儒谈了几次话。刘鸿儒说，这个职位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根本干不长。朱镕基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刘鸿儒说，当然应该自己来承担。他就这样接下了这个担子。
在第一次证监会职工大会上，刘鸿儒讲话说，证监会的工作是最敏感的工作，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他又说：“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挨骂是肯定的，但给后来人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证监会只有主席刘鸿儒、副主席傅丰祥两位领导。第一批工作人员30余人，主要由人民银行、体改委和“联办”的年轻骨干组成，其中不少人毕业于“五道口学院”。聂庆平所在的人民银行“股票小组”直接转入证监会。
刘鸿儒还引进了很多海归。他请高西庆担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又连续发电报催在美国全美证券商协会学习的汪建熙回国担任首席会计师。他们的待遇参照证监会副主席，可列席主席办公会。
1992年10月，刘鸿儒邀请回国讲学的法国储蓄信托银行从事股票投资的林义相加入证监会，做市场监控。刘鸿儒在与中国香港及海外同行交流时发现，这是中国证监会还欠缺的部分。
林义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没有市场监管专业背景，刘鸿儒为此致信法国储蓄信托银行行长，请其为林义相在法国提供实习机会。林义相用法语起草了信件，完全不懂法语的刘鸿儒没有请人翻译核实，就立刻签了字。林义相说，正是这个高度信任的举动让他真正下了放弃法国高薪回到国内的决心。
28岁的林义相成为证监会高级专家，后正式入职证监会，担任研究信息部副主任。他设计并牵头建设了证监会第一版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这是证监会稽查总队的前身。
证监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面对工作讨论中本土派和海归派的碰撞，刘鸿儒总在其中尽力调解平衡。
当时坊间看来，证监会是典型的“新派”机构，人员年轻，多为高知，天然亲近市场。刘鸿儒要求，证监会是监管部门，也是服务部门，着装要得体，不能把证监会办成门难进、事难办的衙门。
刘鸿儒要求严格审核上市公司资格。有地方政府来推荐上市，让他“高抬贵手”，他会说：“我很愿意让你们上，但麻烦的是发行部主任高西庆是美国回来的首席律师，很不好搞。”转过背来，他对高西庆说：“我很感谢你，替我挡了很多雷。”
1991年，香港向中央提出H股试点，建议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国务院派刘鸿儒牵头成立工作小组，与香港方面谈判，聂庆平是小组秘书，谈判历时11个月。
聂庆平回忆，当时最难啃的就是国有企业的财会制度问题。刘鸿儒提出，只在试点范围实行财会制度的特别规定。这个过程中，他克服各方面阻力，上至部长下至司局长、处长，他都要在其中反复沟通，症结才得以解决。1993年7月15日，青岛啤酒作为首家国企在香港上市。
刘鸿儒认为，“三分业务、七分政治”，股市的很多问题，其实质都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坚持股票交易要尊重市场规律，不应人为干预，但同时也考虑到，任何政治风险都可能将处于试点阶段的中国股市推向生死边缘。
1994年夏，上海股市从1400多点跌到360多点，社会反应强烈，地方打报告请求中央采取措施救市。朱镕基将报告转给证监会，证监会加班加点研究对策。
林义相记得，那时证监会上下都很着急。刘鸿儒在几次办公会上一直说是股市缺资金，都被几个海归主任、副主任顶回去了，说缺的是信心不是资金，但他们也拿不出具体办法。最后刘鸿儒拍了桌子：“我说缺资金就缺资金！”
证监会提出了三大救市政策：暂停新股发行、融资、设立基金。国务院批复了这一措施。对社会公布后，股市大涨。但这场强力刺激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多久。
高西庆本来并不赞同这次救市，但后来他理解了刘鸿儒的压力和无奈。林义相觉得，虽然这三大救市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但为走出熊市提供了抓手。
1995年，期货市场风险事件频发，尤其是2月发生了“327国债期货事件”。当时在证监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黄运成说，那时不少人主张关闭期货市场，但刘鸿儒则主张，期货是风险管理工具，关键在于规范，而不是关闭禁止。
最终，国务院在5月17日叫停了国债期货试点。但没有明确时间，这也为后来的国债期货重启留下了伏笔。
就在这期间，4月，刘鸿儒卸任证监会主席。
2013年，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前排左七）出席港交所举办的H股上市20周年庆祝活动。图/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网站
“刘头儿”
在刘鸿儒心里，他的榜样是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薛暮桥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要创始人，既长期跻身于经济决策层，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林义相认为，刘鸿儒也同样是一位专家型领导，一直以来，改革推进到哪里，他的研究就深入到哪里。
离休后，刘鸿儒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受邀在香港高校讲学，在“五道口”的讲座讲到了80岁。
他常说：“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容易的先改，条件具备的先改，认识到位的先改，不得不改的先改。”他一直在关注国企改革、金融监管等议题，关注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治理、科技创业板制度等热点。直到90岁，他还在撰文呼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
回顾一生所经历的金融改革历程，刘鸿儒的一个遗憾是，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2009年冬，500多位“五道口”校友相聚在一起，为刘鸿儒过80岁生日。刘鸿儒向学生们赠送了他的新著《突破》和《变革》。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主持和执行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二是培养了一批金融人才。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刘鸿儒时曾说：“最幸福的经济学家是能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学家，刘老师就是这样的幸福者，不仅他影响了政府决策，他的学生也在持续影响着政府决策。”
2024年10月，曾任深圳银监局局长的于学军为回顾深圳金融改革史，约刘鸿儒通了一次电话。电话里，已近94岁的刘鸿儒声音洪亮，思维清晰，笑声爽朗。
于学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在特区建立之初，刘鸿儒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刘鸿儒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明快风趣。私下里，大家都管他叫“刘头儿”，提起他时说得最多的词就是“老头儿潇洒”。
“刘头儿”走得也很潇洒。他的遗嘱是，生前不做无效治疗，死后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火化后不取骨灰，回归大自然。
（本文参考了邓加荣、张艳花著《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路人——刘鸿儒》）
